李大钊之子李葆华，把亲朋得罪完，当安徽书记时，被叫“李青天”_父亲_合肥_亲戚
文 |地缘历史档案
编辑 |地缘历史档案
声明:拙见在此，抛砖引玉。诚邀您点个「关注」，方便日后交流。文中观点仅为一家之言，我尤其期待听到您的不同见解甚至反对意见。真理越辩越明，感谢您赐教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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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7年，安徽省委大院里出现了一位穿着旧中山装、骑着破自行车的“老干部”。
他入驻合肥那天，只带着一张折痕明显的纸条，纸条上是一串名字，全是多年未平反的“右派”。
展开剩余84%旁人还在观望，他已经开始翻案，那些被打入冷宫的干部，一个个被叫去谈话。省委会议室的灯亮了一整夜。
他是李大钊的儿子，可让人意外的是，他不仅没走父亲的“高调路线”，反而一来就得罪了不少人。
是他亲手叫停了不少“关系户”的提拔，是他顶着压力恢复了农贸市场，是他让站在门外的亲戚吃了闭门羹。
他在安徽的五年，有人骂他“轴”，有人说他“认死理”，可百姓却给了他一个名字——“李青天”。
“我爸死时家里只剩一块大洋”
1909年的河北乐亭，李大钊的次子李葆华出生在一个风雨欲来的年代。
父亲忙着革命，母亲靠针线维持生计。他很小就明白家里不普通，但真正的转折， 是1927年那场突如其来的逮捕。
当北洋军阀闯进家门时，他正巧因放假借宿在同学家下棋，阴差阳错逃过一劫。父亲被捕，他彻夜未归。
第二天，街头贴满了通缉令，他站在胡同口，眼神空洞，像是忽然被抽空了什么。
在北大的教授沈尹默和周作人的庇护下，他被藏进西城八道湾的一处老宅。组织安排他化名“杨震”，从青岛出海，远赴日本。
年仅17岁的他就这样踏上了逃亡之路，背后是父亲刚刚被绞死的消息，面前是陌生的岛国。
他在东京高等师范读书，白天是规矩的留学生，晚上却忙着组织地下活动。印传单、联络同志、编写反战材料，他干得比谁都狠。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，他没有犹豫，丢下学业回国。有人劝他再等等，等局势明朗再回来，他回答得简单：“国家都被入侵了，还读什么书？”
回国后，他在上海、北平、河北各地从事地下工作，跟特务周旋，在矿区、农村、工厂之间来回穿梭。
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，甚至连他自己后来都说：“那几年就是一股气撑着。”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被调入水利部担任副部长。别人坐吉普，他骑毛驴，别人住宾馆，他睡祠堂。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 “不去现场，看不出问题。”
1951年治淮现场，他和傅作义一同骑毛驴走访村庄，鞋都磨破了。黄河、荆江、长江，他一条条跑，一段段看，一次次推翻旧方案。
他不怕吃苦，也不讲排场，干部私下说他“命贱”，他却笑着说：“我爸当年上绞刑架都不怕，我怕这个？”
“亲戚找我走后门？你找错人了”
1962年，安徽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。当时工厂亏损严重，农村缺粮严重，干部士气低落。中央考虑再三，决定派李葆华去“救急”。
他到了合肥后， 第一件事就是调出几年前被划为“右派”的名单，开始逐一审查。有干部提醒他：现在动这个，会不会太激进？他只说了一句： “冤枉的人一天不平反，安徽就不会安稳。”
他不仅平反，还一项项动手整顿工业系统。很多厂子账目混乱、亏空严重，有些是地方领导的亲信在撑着面子运营。当他开始查账、核库存、清产核资的时候，很多人开始紧张了。
不少人试图“靠关系说情”，但凡是通过“熟人”递条子的，他一律退回。有人甚至找来了他的亲戚，想“打感情牌”。
结果，那位亲戚被他当场挡在门外，他说：“你要是有本事考进去我不拦你，没本事，别来烦我。”
粮食问题是他最上心的事。他跑了几十个县，亲自进村，和农民聊。他发现很多地方的干部仍然死守“统购统销”，农民根本没有自主权。
他回到合肥后，拍板决定恢复农贸市场，下放生产权。这在当时是极具风险的决定，但他顶住了压力。
不到两年，安徽的粮食、棉花、油料产量全面反弹，工厂也陆续恢复了运转。
这些政绩使他赢得了百姓的口碑，却也让他在干部圈子里“名声不太好”。有人说他“轴”，有人说他“得理不饶人”，还有人背后嘀咕：“这么做，能站住脚吗？”
可他从不解释。他总说： “我爸死的时候，家里只剩一块大洋。要是我今天不守规矩，对得起他吗？”
送礼的被拒，走后门的被挡，想“套近乎”的干部，连他办公室门都进不去。 两瓶茅台被秘书代收，他知道后当即退回，还让秘书写了封道歉信。他说：“不是酒的问题，是规矩的问题。”
“我家清清白白，这点我最自信”
后来，他被打成“走资派”，关了六年。他不申辩，也不求情。 1973年被平反后，调到贵州担任省委第二书记。
他性格未改，还是那辆旧车，还是那本笔记本。别人说他“不会变通”，他却从没觉得自己做错过。
1978年，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。这个职位在当时意味着要面对一堆新问题，他没退缩，干得比谁都狠。
家风方面，他比谁都严。 新疆来的客人送了点葡萄干，他让秘书退回，并按市价折现，连一颗都不多收。他说： “孩子可以吃别的，不该吃的，不能碰。”
他儿子李宏塔后来当了安徽省民政厅长，二十年里骑坏了四辆自行车，住的是55平米的旧房子。单位分房，他主动让了出去。
有一次被人举报贪污，纪检一查，干净得连一张购物票都没问题，最后还登报表扬。李葆华知道后笑了，说： “我家清清白白，这点我最自信。”
2005年2月19日，北京。李葆华静静地走了。他这辈子没给自己留什么，但留下了一条干净的脊梁。
那堵老墙上，挂着父亲李大钊的照片，还有一张母亲赵纫兰的老像。他一直说： “父亲没给我留下钱，但留下了做人该有的样子。”
他是李大钊的儿子，但他没有活在父亲的光环里。他靠自己，做出了一个“清官”该有的样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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